僭主政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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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一:僭主政治

哲学专业毕业论文:走出哲学的贫困

  走出哲学的贫困

  曾纪泽的日记中,详细地记载着他于1878和1879年两次觐见西太后的对答内容。第二次在他即将启程赴英国任公使前夕,西太后谈到了郭嵩焘时说,“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。其出使之后,所办之事不少,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。”;西太后也有不太“深知道”的,她问曾纪泽,“外国也有总理衙门?”曾答,外国称“外部”,然后进行了简短的解释。类似的召见和问答,曹汝霖的回忆录中也有记录。西太后在召见曹的时候,曾经详细询问日本的事,曹当时觉得,如果维新党人能够试图影响西太后,她未必就不能接受新思想。从前面的对话中也能看出,西太后的心里,至少把自己和“这些人”是区别开的。;僭主政治。

  对西太后的骂,国人进行得已经太多,这多少也因为她是女人,所以,从男女平权角度,也可以套用一句“劝君少骂•••”的。换一个角度想,西太后以一个深宫中的妇人,能靠能干的恭亲王辅佐,靠曾,左,李,张之洞等汉族名臣维系满清的江山数十年,甚至造出一段的中兴日子,若换成她的老公咸丰不病死热河,恐怕“政绩”还不如她,若真是肃顺那班大臣掌权,恐怕败得更惨。毕竟,时运已经不是“康熙大帝”,“乾隆爷”那会的“盛世”了。但这个深宫妇人,学识终究有限,她的眼界和世界观受着极大的制约,而这,也绝非她一个人的问题。如果抛开评判,能力和动机不论,任何人的见识和判断都是受他的和知识结构影响的。;

  就连中国的古圣人们,其实也逃不过这个“唯物主义”的法则。孟子在不同的小王国里,劝这个王仁慈,劝那个王开恩,甚至威胁说什么水能覆舟,什么诛一夫纣,但效果还是不大,王们还是各行其是,后世的王,行了仁政的,还是很少。实际上,不论孔还是孟,其眼界都是非常有限的,因为客观条件使然。孔孟不论游历到哪里,不论国家大小,强弱,其形态都是一元化的,无非是王们上不尊天子,下不管百姓,今日打胜,明日打败,只顾自己的权力和享乐,百姓本来就如草芥,则“凶年不免于死亡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只能无可奈何地去梦想“三代之治”,孟子的“政治”也只能沦为一种劝善的道德说教,能为百姓争取点“生存权”就谢天谢地,遑论其他。后世的学者总难免要替古圣人戴高帽子,比如,民贵君轻,就是思想之萌芽,诛一夫纣,就是革命无罪,但是近代民主不仅仅是一种萌芽状态的观念,而是普遍的共识和制度保证。;

  在西方,古希腊的不同的城邦就已经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六种政治制度。有的是贵族寡头统治,有的是民主制,有的是独裁制,独裁还有世袭的君主制与不世袭的僭主制。这里的民主,就是货真价实,有据可查的“democracy”。当柏拉图来讨论政治哲学的时候,就开始把它们一个个摆开来,比较,分析,得出结论。虽然他得出的结论,即“圣人王”的“理想国”有点类似于孔子的想法,但毕竟这是横向分析比较的结果,而这一过程,中国并没有。中国只有纵向的比较,即现在和非现实的古制相比,而上古的制度多半是想象出来的。柏拉图所列举的几种政治制度中,中国黄河流域所有的小国家加起来就只占了其中一种——独裁。顾准说,中国的古代思想相对古希腊来说是贫乏的,其实首先在于培育思想的政治环境是贫乏的,可供比较和选择的制度实在太少,只能略加改善。另外,柏拉图的思想从来没有被官方定为统治意识形态,这使得后世可以理性地评判和取舍,不需要“打倒柏家店”,所谓打倒,所谓扔进毛厕,所谓上帝死了,都实在是被搞得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以后才喊出来的。;僭主政治。

  环境本来已经如此的贫乏,更坏的是,中国思想家的思维方式也高度一元化和霸道,以致要将仅有的一点不同的派别也消灭掉。孟子虽然在君王面前能言善辩,但对待其他思想派别的态度就非常粗暴。比如,杨朱和墨子被他说成禽兽,古希腊虽然有戴奥真尼斯一派被称为犬儒,但似乎不是来自某个自奉正宗的派别骂人的结果。至少,戴奥真尼斯不会介意被称为“犬儒”,而墨子一定不高兴被人家叫做禽兽,因为他也是学界名人,也有自尊心。这样一来,孟子开了学术辩论人身攻击的先例,所谓百家争鸣也就没什么可争了,人家都成了禽兽,还争个什么?于是就剩下个供的人玩累了去装神弄鬼——“百家争鸣,无非两家”。孟子这般圣人为何象粗人一样辱骂对手?因为他自以为自己真理在握,掌握了两大法宝——那时还没有“三大法宝”——“父”和“君”,换言之,就是“忠”和“孝”。这样的孝是很厉害的,因为孟子要你“孝”到不许“兼爱”的地步,你只能对亲人尽极端的“孝”,而他人你不必管。孟子的思想比起杨朱的“为我”来说,实在好不到哪里,无非是把“我”扩大到了“我爹”,就趾高气扬了。然而,孟子使得中国思想与西方又远了一步,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已经出现了一定范围内的政治平等,后来的基督教又讲爱你的邻居,爱你的敌人。中国人从此只敢爱爹,然后编出许多肉麻至极的关于爱爹的故事,名曰《二十四孝》。谁说中国人“不认真”呢?西方人虽然说爱人如己,不过泛泛而谈,打了左脸而送上右脸的,毕竟没有例子,而中国人居然就会四处去把肉麻的故事一个个搜来,编成书,还配上图,“认真”得要命。当然,孝子也并不象我们想的那么可怜,因为爹也很爱孩子的,一得势就“封妻荫子”,让后人乘凉。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什么腐败官员,腐败官员几乎个个都是好父亲,就对子女尽责来讲,都是一流的。私德太盛,公德难免欠缺,哪里“兼爱”得过来。;

僭主政治。

  孔孟的东西,说起来就是“道德”。道德究竟是什么?西方人的观点与中国人又不一样。不妨甘冒“禽兽”之名,讲一讲。在中国人看来,道德其实是家庭和政治伦理,说起来不过又回到“忠”和“孝”。古希腊中,家庭伦理始终不占首位,道德首先是基于个人的理智和知识的。苏格拉底认为,人内心的心智平衡就是道德的状态。这样来看,二十四孝全都是不理智的,是没有理性成分的道德,一个老头子,躺在地上学婴儿哭,很难说是理性的,他的更老的父母是否真的就笑得出来?亚里士多德则把道德分为对个人欲望的理性控制(moral;virtue;)和对科学,哲学,,真理的追求(intellectual;virtues),中国人所说的道德,则只勉强接近于第一种,自我约束,而没有第二种,对第一种又将其绝对化。顾准所说的贫乏,是完全正确的。古希腊也有类似“小国寡民”的理想,但那群“寡民”是应当享有政治权利的,参与的,可不是“老死不相往来”那么无趣。西方的哲学中既将知识置于道德之前,又认为如果一个人鸡鸣狗盗干坏事了,违背道德,首先是蒙昧的结果,那么就必然特别注重普及知识和。而中国的圣人们则认为,“民”应当“无知无欲”,“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”,既要人无知,又要人有德,没有“德”,就说你是“小人”啦,“难养”啦,真不容易。而且,一边说“不可使知之”,一边又说“上智下愚”,嫌你不够聪明,既不得而知,又如何不“愚”?中国人实在被圣人们播弄得可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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